重振党威，痛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四］

罗范懿：重振党威，痛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四］

---正视“文革”可根治“文革恐慌症”对中国梦的危害 （连载）

四、斗争失度，大乱难得大治

斗争就是矛盾，矛盾就是斗争。斗争的哲学也就是矛盾的哲学。这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早就论证了的两个同一的哲学维度。世界是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且矛盾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世间一切事物都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斗争，事物又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实现平衡，最后又开始新的矛盾和斗争，实现新的平衡（统一），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千真万确的客观规律，毫无疑问，毛泽东是矛盾学说、斗争学说科学研究和运用的伟大先驱。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论断，在当时全国解放还只十多二十年，一个阶级的覆灭时时处处都在暗藏处伺机死灰复焰，台湾的敌对势力还在，苏联赫鲁晓夫的活教材……正是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时期，毛泽东的论断是英明正确的。现在有不少人说毛泽东是“阶级斗争”起家的领袖，言下之意，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这个说法的潜在意思大错特错。一是排除了当时客观环境看问题，二是否定了矛盾的普遍规律，三是在一叶障目看伟人。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不能用30后的眼光去看30年前的事物，这是受当时历史客观环境所决定的。比如后来的我们对地富摘帽，也是正确的，并非邓小平无中生有的。因为随时光的推移、时代的发展，代表那一个阶级的那一代人已基本离世了，地富反坏右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来说业已不存在。当时的革命时期还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自古至今还有“一人犯法一人当”，几十年后我们当然不能让祖辈的出身帽子无穷尽压在子孙新一代人头上，这样无辜让新人抬不起头，必然影响这一批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否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是错误的，否认改革开放邓小平新一代领导人为地富摘帽同样是错误的。何况毛泽东早在1955年对成功地实现赎买政策中就指出了：“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毛泽东传》上卷第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因此，诸如类推，当我们多读多了解历史伟人时，我们就能消除对前后两代领导人之间的误会和对改革开放前后的误会。决不会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领袖与领袖之间也是个人义气用事，我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全部推翻你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我“左派”热爱毛主席的就要全盘否定你邓小平搞的这一套，我“右派”支持邓小平的就要反对毛泽东过去那一套，甚至今天的左右派们，连毛泽东和邓小平自己生前已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也一味盲目地加以肯定。用这种俗人心理片面地不科学地去看待领袖、去割裂时代是错误的，不但不给他们增光反而还抹黑，久而久之还会对国家民族酿成大祸患。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联系的。建国前30年与后30年更是必然联系、发展着的一个整体，但是否为有机联系、科学发展？这里面就有了我们后人们急需冷静反思并大做文章的地方。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论断，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还存在，斗争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再说这也符合矛盾斗争的必然规律，如是“三讲”是因矛盾斗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三讲”也是年年警醒、月月批评、天天学习，“讲”斗争旨重在从“言”从文在思想上的斗争，而并非炮火纷飞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可是，政权本已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时，因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人们却把斗争“讲”出了神经质，武化、恐怖化、过敏化，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唯成分论、深挖历史九宗三代、海外敌对关系，怀疑一切，斗争一切，知识分子“旧老九”，甚至于把知识分子也列入了剥削敌对阶级。“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本来也是强调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说明世界观不正确有了的也会失去，原义本是正确的。但后来却割裂了语言背景，赤膊上阵用在了阶级斗争“三讲”的斗争扩大化之中去，叛徒、内奸、工贼危机四伏，查三代五腹九亲，凡有一点历史污点的入党、读书、招工、招干、当兵一律靠边，知识分子多是“大毒草”或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苗”一律打倒，更有甚之捏造事实、真假不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好人坏人不分、造反就是英雄，横扫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老干部、科学家、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一时间天地混沌，社会关系紧张，斗争白热化，阶级矛盾扩大化，上层建筑的动荡一时严重反作用于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在某些方面遭到了严重破坏。

“文革”以前和初期，我党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人的思想革命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触动了人们的思想灵魂，多数人的思想头脑已超前进化到成熟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时代，干部给家人写封信，用一个单位的信封和一张公文纸都感到是一种耻辱，社会己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好人好事人人夸、坏人坏事人人抓的文明净境。可是，“文革”中后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坏人利用，打、砸、抢出现，一度连乡村也出现了“锯窗子”、“剐鼻子”的恐慌……“文革”打击忠良、迫害无辜等严重损失、负面效应严重掩没了、扭曲了、抑制了“文革”应有的正能量发挥。

究其根源：斗争失度。失度又因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念所致。笔者分析，导制伟人“大乱大治”理念原因有四：

一是他带领人民，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破坏了旧的国家机器，消灭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中国的统治，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无疑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伟大创举，实现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伟人把完成这一杰作的理念引申到“文革”中的又一次人民运动。“文革”却是自己掌控国家机器，伟人对确保机器主体运转充满自信，他忽略了“大乱”引起机器零部件受损，机器也会停止，即使机器运转也是在勉强运行，而这种运行对机器主体损伤严重，由“乱”带来的“治”在某些方面得不偿失，大伤元气。

二是源于伟人经常提到的“不破不立”的哲学。“破”与“立”是一对矛盾，矛盾的统一决定于人们能否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度。“文革”中朱德委员长同样作为“黑司令”受到冲击。王洪文两次找朱德谈话核实情况，朱德均不理睬，其中一次他指着自家桌上一只鲜鸡蛋说：你把鸡蛋在桌上立起来了才可与我说话。王洪文看着鸡蛋哑口无言，恢溜溜退场。王洪文请教邓小平，邓小平告诉王洪文：朱老总是在考考你，鸡蛋怎么能在桌面立起来，要立起来一定要破，破多了立个空壳，破少了立不起来，这就需要智慧，把握科学。

三是源于“大乱暴露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这也是正确的策略。也因此，伟人对自己的女儿李敏在运动中戴上“保皇派”的高帽子被批斗也开怀大笑。女儿保“皇”正是保“毛泽东”，也提醒了他自己本身还有“皇”气，务必清除；尤其这对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难得机会，这样流一次几次泪值得，思想得到锻练，触动灵魂深处，对铲除头脑中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根源起很大作用。所以，女儿哭，毛泽东却笑。

四是让“大乱”真正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让群众擦亮眼睛，挖出各层次的修正主义分子，在运动中群众产生的威胁力越大，群众地位越高，可以让群众真正做主人，干部永远做仆人，让群众在干部中产生震慑力，让干部在心理上接受群众、尊重群众，从此，干部以后可常置身于群众之中，习惯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尊重群众的创造力和主人公地位。

出于以上四点，可见伟人的思想理念是正确的，心愿是美好的。但在运动过程中他过份相信了群众，群众中有好坏良萎参差不齐，坏人为达一己私利兴风作浪，唯恐天下大乱，导制斗争失度，乱了自己，得逞了敌人。虽然文化革命收网时对暴露出来的敌人也有很大打击，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失大于得。

可是怎样把握这个度呢？度就是科学，科学有无穷尽的玄机，科学靠悟，靠把握。一当我们悟出来，把握科学就方便不难了，前车为鉴，有了教训，有了经验，“大乱也能得大治”。

我们不要怕群众运动，怕群众，不接触群众，远离群众，自己身上就会出问题，身上一出问题就越怕群众，躲避群众，恶性循环。身上清白，一腔正气，让群众斗一斗又怕什么。我老家一位姓吴的大队支书，“文革”中接到群众批斗的通知时，山洪暴发，桥被洪水冲走了，按理他今日赶不到批斗现场，可他硬是洪水中游泳过江让群众批斗，人一身正气，越斗越清白人越正。哲学家早断言：人是变异性动物，并随时都在变化着，我们急需要有一个群众监督、群众斗争的环境，尤其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

这种环境又从何而来呢？最近，习总书记提出了创造生态政治环境。这种生态政治环境一是创造良好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要科学进步；二是这种环境必须是一个干部团结、正气、党群融洽、政令畅通的政治氛围。这种科学的政治环境最好是能创造出延安时期原生态的政治环境。领导不怕群众：斯诺采访毛泽东时，延安老百姓的孩子都赶来了看热闹；陕北有位老百姓听说一位红军战士被雷击了，他却说这雷没长眼睛，怎么不打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重点保护了这位骂他的农民，因为农民骂他必有原因，后来发现农民交粮税任务重了，于是延安才有了军民大生产，才有了南泥湾“好江南”；延安整风，谁怕群众，不怕群众，才政治清明。

最近，中纪委监察局设“大家谈”栏目，请来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二月河老师访谈，二月河老师回答说：腐败现象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关系；栏目主持又问他，腐败与什么才有关系，他回答说与人性有关系。后来，二月河老师又作了解释：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有腐败，人的腐败只与人的品性变化有关，人的思想品德变坏了也就滋生腐败了。我赞同二月河老师一句话：今天共产党的反腐败是查遍二十四史都没有的。但他的那种回答和解释却都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今天的腐败与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不科学是密切相关联的，因为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构建这样不科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就只说我们党当前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30年还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纲领性口号本身是不科学的，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也还可以理解，让人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把过去一段时期在经济上的损失夺回来。再说它不科学：是因为经济是物质，哲学上物质与精神是事物发展的两个因素结成的一个整体，即事物矛盾运动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一个整体，无论任何时候同时存在，不可分割，一当人为分割，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一个拳头放任打出去，没有反作用力就会失控，作用力过度也许会让自己本身甩倒。邓小平本来就还有“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这才是科学，一当政治纲领偏重了物质文明，轻视了精神文明，“一起抓”就必然落空，“两手硬”就更不可能，一句假话。尤其邓小平又说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也许他本意“百年”是个概数，一个较长时间不变，多长由后人把握，可我们还硬要等到一百年吗？封建教条害死人，常说纲举目张，其他政治、经济政策都是为“纲”服务的。考核干部、考核单位、考核地方都是经济指标一票否决制，看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也只看他拥有多少钱和财产。这种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制度形式的意识形态领域怎么不滋生腐败？动物性是天生的，人性不是天生的，人性是因为我们由自然人成为社会人而受社会制约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决定于社会意识形态，因此腐败与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干系。

我们的反腐力度虽然二十四史没有，非常难能可贵。但在加大力度“打虎、打苍蝇”的同时必须还要铲除“养虎、养苍蝇”的人和滋生物，否则反腐“打虎”无止境，并“打虎”难度大，“养虎”容易又来得快。我们只疲于拼命“打虎”，“虎”一多起来，恐怕“打虎”英雄也自身难保？

我们再不要让斗争失度。“文革”的教训深刻，改革开放30年怕“运动”、怕群众，远离群众、躲避群众，教训同样深刻。

改革开放期间我们党从上到下也搞了“三讲”：讲团结、讲政治、讲正气。把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集中封闭在党校校园内“三讲”，也规定人人走程序，“人人过关”，整改文章规定篇幅不能少，缺点不能少，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少，但“讲正气”谁也没正气，批评人时比自我批评都动听，整改文章互相抄袭，有的干脆自己的整改请秘书写、请别人写，自己在校园里要争分抢秒赌钱打牌……一团和气，时间一到，人人通过，平安无事。这样的“三讲”，躲避群众，害怕上纲上线，无痛无痒，轻松休整，财政耗资不小，反而还“锻炼”了人：连从上到下的“三讲”也就如此，胆子大了，不轨行为更明目张胆。对逢年过节送礼送红包的队伍领导亲自“检阅”，卖官买官明码标价，能同老板同流合污是干部的能力表现……由此，人丧失了斗争，尤其领导干部失去了监督，干部离广大群众越来越远了，离得近的也只是几个有钱老板而已。贫富差距拉大了，广大群众早成了仆人，“官商”、“钱权”勾搭，他们成了主人。社会不安定，打、砸、抢、黄、赌、毒盛行，有小朋友再唱“路边检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大人们就发笑，因为警察叔叔也不可信了，信谁呢？人与人之间居心叵测，今天更是腐败成灾、恐暴成灾……这就是从“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极端走向了“没有革命运动”的另一个极端，从害怕“运动”、不搞“运动”到不是“运动”、胜似“运动”。教训更加深刻，惨不忍睹！

不可再让斗争失度了。建议尽快走近科学，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文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才齐头并重，当务之急！（待续）

（作者系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院长、人民出版社马恩列传作者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传作者）